20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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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杯葛支聯會六四集會 但今年我決定會悼念六四

    【文:袁德智】

    我是中大首個本土派學生會內閣前幹事,曾公開杯葛支聯會六四晚會,然而,在後國安法時代下,我希望香港人能放下過往世代和派系間的分歧,重新審視六四對2021年香港的政治意義。

    #悼念是基於對盟友的尊重及支持

    相信大家最好奇的是,當年高舉本土旗幟的我,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轉向,呼籲大家重新審視六四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意義。

    作為2016年出身的本土派,當時對六四的態度是愛理不理,認為六四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事,當年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強烈,最常出現的論調是,「既然我是香港人,為何要關心中國民運的歷史?」我們認為雨革、魚蛋才是香港人需要關心的抗爭歷史,六四事件與本地民主運動出現非常大的割裂,作為香港人,應集中討論香港二次前途問題,而非停留於過去中國民運歷史事件當中。

    但令我重新反思六四,最大的觸發點是2020年發生的12港人事件。

    雖然香港有12港人關注組,Lester、阿迪、Owen從旁協助家屬儘力營救12位手足,但一般的香港人,例如我,其實是感到非常無力的,因為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事就只有關注、關注和關注:每日分享12港人新聞、以及用透明卡或Instagram filter拍照提醒身邊友人有12位手足被送中,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

    當時最令我概嘆的是,有一批中國維權律師,如任全牛,願意挺而走險,無懼政權打壓,都要儘力營救12位手足,就算被政權釘牌都要為他們辯護。因為渴望向12位手足伸出援手,他們最後需要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政治打壓。作為初選光譜中最激進、代表本土派的鄒家成,當時公開致謝這一班中國維權律師,過往主張把重心放在香港,不需悼念六四的本土派在12港人事件後,竟然開始和中國民運人士出現連繫,最終成為政治盟友。

    所以,2021年的6月4日,不應該停留在以往的身份認同、形式主義與否的政治爭議,(這種討論其實是十分過時的,因為經歷完2019年反送中,「我們是香港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同時也發現有一些過往大家鄙視的抗爭形式也總會有其用處。)今年我也決定會自行悼念六四,我悼念,並不是出於愛國情懷,也不是要去建設民主中國,其中一個原因,僅希望表達對上述這些政治盟友的尊重和支持。

    既然他們幫助了香港人,如今在中國大陸,有一些真相他們這些中國維權人士想要傳承六四真相但做不了,這次就換上香港人去幫助他們,悼念不再是單純的悼念,而是支援盟友的一種表達,也是香港人的應盡之義,這種心態其實就如同在2019年,來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群眾,他們作為民主陣營的盟友,舉行遊行集會支持香港抗爭者一樣。

    #二次移民潮下彰顯港人抗爭意志成關鍵

    2021年,香港出現自97年主權移交以來第二次大型移民潮,港人去留爭議不休,主流媒體報導的移民故、移民指南多不勝數。作為留守派,我認為,香港本地民主運動現在是非常需要一個公開的政治行動去穩住大家的軍心的。

    今年的六月四日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下才會出現新的意義,我們需要借住六四這個議題,在後國安法時代及二次移民潮下彰顯香港人的抗爭意志。

    政治是需要被看見的。台灣吳乃德老師在他的新書《台灣最美好的時刻》提及,在台灣解嚴時期,他們仍參與選舉的原因(不是鼓勵大家參與選舉,香港現在是另一個context,這個議題之後才處理)是因為政治人物能借選舉這個蜜月期與群眾互動,選舉讓反對派被看見,然後成功為群眾充權,讓群眾不再只是藏在家中看禁書,消除台灣人的政治孤獨感。

    若果在白色恐怖時期,我們能「看見」香港人仍堅持傳承六四真相,甚至有人冒著被捕風險都會公開悼念六四,絕對能夠為港人撥開白色恐怖下的陰霾,讓今年六四成為香港民運受重創後的一個再出發點,證明香港是有很多人願意留守至最後一刻,而這群留下來並繼續堅守理念的人就是最有抗爭意志的、最打不死的民運中堅。

    2021年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這是一個擺街站也被視為「行得好前」、行禮如儀也被視為「很勇武」的時代。

    試想像一下,在這樣如斯嚴峻的年代,若然連悼念六四,即傳統泛民主派一個非常基本、每年如常的政治習慣都守不住,我們日後其實是很難再去談比起悼念更高層次的政治行動,香港人的抗爭空間是一定會逐步萎縮。

    作為本土派,我最在乎的,其實不是六四,而是香港人在2021年如何保存日後的抗爭空間。

    所以,我悼念,並不是我同意支聯會五大綱領,我悼念,是因為我不想日後香港的抗爭路越來越難走下去。

    在後國安法時代,香港人現在真的不能任由更多的底線變成紅線,六四以前是我們這些本土派認為形式化、完全沒有實際效果的反抗形式,今時今日如果連六四這件事的話語權也失去,其他比六四更進取的東西也會迅速崩解。所以,今年的六四,比起過往的六四,是多了一層又一層的政治意義。悼念六四不只是悼念,而是一場對香港人在國安時代是否還具有抗爭意志的政治考驗。

    #悼念615前的公民社會前哨戰

    我相信沒有人會質疑,悼念六四,和今年的六月、七月可預見的政治活動,其實是環環相扣。

    2019年反送中運動,梁凌杰、盧曉欣等烈士以死相諫,至今仍未敢忘記。2020年的6月15日,是國安法通過前半個月,當晚一批又一批香港人從四方八面湧到太古廣場,排隊「打蛇餅」、隊尾甚至長到山上,為的就是能在廣場外悼念梁烈士半分鐘,本地民主運動出現了香港人的悼念儀式。

    同樣是悼念,今年的六四,我會形容是悼念615前的公民社會前哨戰。

    六四和之後政治行動的扣連的原因在於,它是民主派初選大搜捕後,香港人第一個政治活動。

    這幾個月經歷的苦難,不應使得香港人懷憂喪志,反而應令到我們有更堅定的抗爭意志,如果我們看不見大搜捕後第一個政治活動有足夠多的人堅持,如果六四沒有人用自己方式公開悼念(*當然不會公開呼籲大家到維園,自己考慮要如何自行悼念),然後當晚人很少,又是一些圍捕群眾的畫面,可能會嚇怕一些之後想悼念六一五但又「睇定啲」的香港人。

    我們堅持留守的人,在2021年第一個如此政治性的日子,就更加要以行動告訴香港人不要怕,要以集體行動戰勝恐懼,所謂集體行動的意義,其實就如同2019年,我們面對催淚彈、水炮車,抗爭決心毫不動搖,原因是因為前後左右也有很多手足結伴同行,那種恐懼感才能輕易撃破。只要這次夠多人會堅持,64之後的69、612、615、71這些重要日子,一般普羅大眾才會安心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今年六四別具意義,就是因為它與之後的一些本地抗爭重要日子,其實是有著這樣一個線性的、密不可分的政治關係。悼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悼念六四,是為了日後能令更多因恐懼而卻步的港人參與其他的政治行動。

    #重新審視六四不代表否定過往的本土路線

    最後一點要強調的是,我要重新審視六四,不代表我要否定過往的本土路線。當年的爭議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討論,可以提醒香港人要以本地民主運動為主、應重視香港人身份認同、抗爭應拋棄教條主義,這些運動的方向是無容置疑的。

    然而,這些討論是過時的,不是指這些討論沒有價值,而是這些討論根本不符合2021年的政治脈絡。今年的六四,香港人不應再拘泥於世代、派系、身份認同之爭,因為在國安法、人大完善選舉制度後,我們所有人經已殊途同歸。我們要想的,不是要再去執著過去的一些政治包袱和派系分歧,而是要想,在2021年,我們如何利用不同政治議題,為公民社會打下強心針,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漣漪,一石激起千層浪,哪怕是過往非常具政治爭議的六四集會。所以我才會有這麼大的轉向,我悼念,不是因為我要否定過往的本土路線,而是我把六四放進到今年的政治脈絡得出的答案。

    所以,哪怕我曾公開杯葛支聯會六四晚會,基於六四在2021年出現了新的政治意義,我決定會自行悼念六四。但我沒法公開呼籲大家到維園,因為這是公開違法,但我相信香港人是非常聰明,大家會懂得自行判斷,應該要以什麼方式去堅持做正確的事。

    2020年的6月30日,是國安法通過的前夕,Lester曾在街頭高聲疾呼:「明天不會是香港的末日」我非常同意,國安法通過後,我一直都對香港心存希望,但這種不是盲目的樂觀,是因為19年的反送中是在1718年的社運低潮中爆發的,如今我們公民社會的基礎因運動而壯大,我就不信會沒有下一次的大型全民運動。末日從來都是想像出來的,要撃潰這種想像,阻止末日的來臨,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否放下過去分歧和包袱,在現實上把握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機會,去找出一個可以突破的窗口。

    我相信,香港人只要不放棄在夾縫中掙扎求存,就總會有一線生機。


    作者簡介:第46屆中大學生會外務秘書,開站師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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